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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友谈王令隽文章《魏京生与刘晓波的路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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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友谈王令隽文章《魏京生与刘晓波的路线之争》


XX:

我昨天读了王令隽这篇文章。他的混乱之处很多,由于没时间我只能简单谈以下几点:

一,王令隽文章的根本问题是他的前提不清,即对中共认识不清,如果没有彻底否定邪恶的共产极权制度这个前提,如果这个前提不对,其他的讨论都必然会陷入混乱,王令隽这篇文章的许多混乱之处都源于此。

二,基于第一点,魏京生与刘晓波的路线之争则是原则之争。其实问题很清楚,靠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而维持的中共极权会对人民让权和让步吗?它比王令隽清楚得多,只要它退一步它就完蛋。刘晓波与中共和解共生的路能通吗?这还不仅仅是与虎谋皮的问题,中共利用刘晓波一次次为它的人权说话,刘晓波也心领神会默契配合,这是刘晓波投机的问题,是道德问题。刘晓波这样一个没有道德可言之人,他的拥趸们不惜玩弄一些政治手段为他获取诺贝尔和平奖之事,都是畸形的极权社会的畸形产物。刘晓波美化中共人权是投机行为,不是什么正确道路。与强大邪恶的极权较量确实艰难无比,似乎看不到光明,那并不能证明刘晓波的投机道路是对的,他的拥趸们为他投机获取的诺贝尔和平奖也不能掩盖他的道德低下。

三,西方国家过去的一些决断,比如美国在一九四五年后转而支持中共,也是因为他们对共产极权认识不清而发生的决断错误。

四,对极权国家是制裁还是绥靖,西方国家同样犯过大错误。比如,西方对希特勒的绥靖导致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王令隽认为对极权国家封锁制裁反而孤立那个国家的人民,他却没有看到世界最强大的苏共极权因为美国的对抗而倒台的事实。共产极权极具欺骗性,而且非常顽固僵化,表面上确实给人以强大无比难以倒台的感觉,难道就因为一时看不到它倒台的可能性而放弃对抗制裁它?就重复绥靖希特勒的历史?那段历史证明,极权政府无一例外地绑架本国人民与它一同犯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和德国,人民上下一致地支持政府发动战争,美国把日本所有兵工厂都炸毁日本还能继续战争,西方这才发现日本几乎家家户户都成了小小兵工厂,而且兵工厂都在居民区,美国只好炸居民区。照王令隽不能孤立人民的观念,只能对日本放弃轰炸,任由它屠杀中国人民。极权国家人民的苦难根源是本国的极权制度,而朝鲜今天的穷困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中共对其经济的垄断造成的。请读《开放》杂志2010年九月号申渊的文章《北韩是中共的殖民地》,里面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中共几十年来对北韩经济垄断盘剥的事实。其中两个小标题可以窥见端倪:“北韩矿产丰富,中共几近垄断”,“(中共)控制北韩的粮食和能源供应”。极权国家人民全被扭曲和洗脑(包括王令隽和我自己),如果没有经过自我反扭曲,即便没有西方的制裁,极权国家的人民也会由于被本国政府孤立封锁的单向宣传而仇恨西方。我相信,虽然人民会被误导,但是人民最终会觉悟。极权政府不能永远欺骗本国人民。极权国家人民的穷困和仇恨西方的愚昧都与西方世界对其制裁无关,虽然极权政府会如此宣传。王令隽的混乱思维却与极权政府的洗脑有关。

五,从这篇文章还可以看出王令隽对西方不了解。那些充满大同幻想的幼稚的西方左派虽然对极权国家的人权有所关注对其人民有所同情,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共产极权迫害人权的残酷,认识不到共产极权的邪恶。共产主义否定私有制这一扭曲人性的性质致使共产主义不可能成功实施、实施就必定导致共产暴政,对这一点他们更认识不到。所以美国那些肤浅的中学老师教育孩子时就会说出“共产主义是好东西,只是人类没搞好。”的错话,我女儿在美国上学使我了解到美国那层知识分子的情况。

六,这二十年西方世界为了经济利益对中共极权处处示软是当前世界的严重问题和危机,如今西方世界吃了苦头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王令隽却还没认识到这点还将其看作好事以证明魏京生是错的。这更说明王令隽的糊涂和混乱。

七,六四运动遭镇压而失败是极端邪恶的中共问题,是历来只会用极端的暴力手段对付人民的中共故伎重演的问题,不是王令隽所说的什么学生中的“激进派”问题。学生或跪求或激烈都只能说明年轻学子不成熟的一面,这不是六四运动失败的关键。关键是中共从来都使用屠杀这种极端暴力的邪恶手段来对付人民的和平抗争。刘晓波不但不激进还处处与中共配合以达到他和解共生的目的,中共还是把他抓进监狱。在中共眼中,合作派也好抗争派也好(即王令隽眼中的“过激派”)都是敌对势力。只不过合作派是软骨头敌人,那也是敌人,区别是,抗争派受到的是电击生殖器的待遇,合作派受到的是“人性化柔性化”的特殊待遇,中共为的是利用合作派为它人权说话,误导人民和西方。但是,中共从来不会相信更不会依靠合作派也不会如合作派所愿与他们分权。我还想说明一点的是,中共的这一邪恶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而人民和民间社会环境会逐渐改变而壮大,最后必然的结果是,中共虽然本质没变可是因为它的能力弱化而控制不住人民。这一天我们一准能看到。

八,共产极权是毁灭人性的制度,是人类的灾难,而中国共产党六十年极权统治更是罪恶累累、杀人无数。所以,彻底否定共产极权制度,认清腐败透顶的中共则毋庸置疑势在必行。中共极权已经进入腐败没落的晚期阶段,王令隽至今还看不到这点,还认不清作恶多端的中共本质,还在以糊涂话误导他人,实在可悲。

王令隽这篇文章似乎头头是道,在我看来是糊涂成一锅粥。

我忙于一篇长文没时间长篇谈他这篇文章的混乱之处,先谈这几点。如果可能,你能否帮我把这封信登在华夏文摘上,他们好久不登我的文章了,尽登王令隽这类误导的文章。我也会把这封信群发出去。

祝好
三妹
二0一0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
魏京生与刘晓波的路线之争
作者:王令隽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魏京生在法语电视网上公开批评说“刘晓波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道路”,“我不希望人民被他的错误路线所引导,放弃压力去和专制政府合作。”魏京生对刘晓波的批评当然招致了刘晓波支持者的反批评。这些反批评大都着眼在对魏京生心态和人格的揣度与批评,并没有正面回答魏京生提出的道路问题。

魏京生和刘晓波都是声望着于四海的民主斗士。魏京生对刘晓波的公开批评使许多关心中国民主前途的人担心魏京生的讲话造成民主力量的分裂。魏京生先生倒很坦然,毫不担心争论和分裂的公开化。因为他担心人民被刘晓波的错误路线引入歧途,当然要公开号召人民鄙弃刘晓波。问题摊开了倒也好,何况路线问题是不容含糊的,本来就应该公开地明白地向人民宣示。不理清路线问题去强求表面的团结是不可能的。

魏京生主张用“强大的压力,国际国内的压力…迫使中共政府让步”,反对“和不讲道理的暴政‘良性互动’,向专制政府乞求政治改革”。为了造成强大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压力,他们经常学申包胥哭秦庭,游说外国政要和政府,要他们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放弃专制统治。

激进派主张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反对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在其它问题上,激进派也逢中必反,逢共必反。他们遵行的是毛泽东的逻辑:“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既然激进派认定了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敌人,那逢中必反,逢共必反也就是逻辑的必然了。中国举办奥运会他们要反,中国与美国和欧洲合作对付经济危机也要反。

激进派反对任何妥协与合作。他们甚至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和解,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和平发展,共创双赢是向共产党投降。如果与共产党合作就是背叛民主,那不但连战吴伯雄是民主的叛徒,尼克松以后的所有美国总统和西方政要可也都是民主和人权的叛徒了,以中国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联合国更应该是反民主的堡垒了。

激进派的道路走不走得通呢?不妨听听魏京生自己的总结:“对中国的人权,西方政府基本上采取的是漠不关心的态度。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希拉里国务卿第一次访问中国就表现的很清楚:人权不是她所关心的重点。他们的政策就是不支持中国人们的反抗,不激怒中国政府,以保障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所以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多年来都是在逐渐降温。”既然如此,您能指望他们“向中国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中共政府让步”,“推翻专制政权”吗?

除了希拉里以外,还有一位山姆大叔也应该令魏京生失望:前驻华大使李洁明。他费尽周折把方励之教授从中国救出来,不能说他对中国的人权漠不关心。可是当魏京生和方励之在美国国会作证要求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时,李洁明表示了坦率的不满,明确告诉他们美国有美国的利益,不会事事为他们背书买单。

也许有人以为魏京生对美国政府的批评不过是典型的怨妇策略,故意言过其实,以激励外国政府对中共施压。为了说明魏京生所言不是怨妇策略,而是多年哭秦庭不果的切身体会,我们来看几个史例。

1971年,美国在越南战场上实在打不下去了。十年有限战争,使美军伤亡近五万。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高涨到不管左派还是右派政客都想立即从越南撤出。但是谁都知道,一旦美军撤出,则无异于抛弃在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十几年的战友。可此时谁也管不了什么战友了。于是尼克松跑到中南海去和毛泽东握手言和。是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比现在的中共更讲人权呢?大概激进派也不会同意。美军一撤走,南越的军队立即被越共吃掉了。能指望一个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抛弃战友和兄弟的国家去为你承担风险吗?

人们都知道丘吉尔的幽默,却很少知道他的蛮横。抗战胜利以后,蒋中正立即与英国交涉归还香港。丘吉尔蛮横地说,要想收回香港,除非从我的死尸上走过去!当时国民党在内战中连连失利,国民政府岌岌可危。英国人看准行情,索性不和中华民国政府玩了,转而找共产党。共产党答应延长五十年香港租约。而英国也就成了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英国人当时之所以抛弃国民党拥抱共产党,是因为关心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呢,还是关心大不列颠帝国的利益?

   至于高压政策和经济封锁的效果,我们可以看看古巴的例子。古巴弹丸之地,与佛罗里达隔海相望,远离中国和苏联,孤立无援。古巴经济畸形,全靠蔗糖出口美国,四分之三的粮食依靠从美国进口。如果军事和经济压力能够改变一个国家政权的话,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应该早就垮台了。五十年来,美国一直想通过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军事干涉和恐怖颠覆推翻卡斯特罗政府。1960年三月,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命令中央情报局秘密组织,训练,武装古巴难民为游击队以图推翻卡斯特罗。1961年一月,美国切断与古巴的一切外交关系,撤销对古巴政府的承认。这一年,中央情报局训练的1500 名古巴流亡者在猪仔湾登陆,被卡斯特罗击垮。此后美国开始了一系列旨在颠覆古巴政府的计划,称为“古巴工程”,又称“獴行动”。这一行动包括政治,心理,军事,情报和谋杀等手段。据美国参议院情报选择委员会的报告,自1960至1965年,曾有过八次谋杀卡斯特罗的阴谋。1981年里根上台以后实行了猪仔湾事件以来最为敌对的对古巴政策。反恐战争时期,美国把古巴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2005年七月,国务卿赖斯宣布设置一个新的机构“以加速卡斯特罗政权的终结”。一年后,美国援助自由古巴委员会提议拨款八千万美元支持古巴的反对力量。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动摇卡斯特罗的政权。半个世纪的经验终于让美国政治家们认识到这种封锁对抗政策是失败的。2006年底,共和党议员弗莱克带领一个包括两党议员的十人代表团访问古巴。于是两国关系开始解冻。

   北朝鲜是另一个被长期封锁的例子。封锁不仅没有能够推翻专制政权,反而孤立了北朝鲜人民,使他们不得不忍受封建的世袭制度和悲惨的生活。在西方世界封锁北朝鲜的时候,南朝鲜的同胞却慷慨捐助,说明经济封锁的政策不但经不起策略的考虑,也经不起道德和感情的检验。

   经济封锁似乎是基于这样一种思维逻辑:通过经济封锁把敌国经济压垮,使其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于是戍卒叫,函谷举,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种思维的可笑不言而喻。如果经济封锁真的使该国民不聊生,人民自然会痛恨实行经济封锁的国家和鼓吹封锁的人们,而不会痛恨本国政权。这种失去理智的敌意适足刺激人民的民族主义,帮助当政者稳定政局。卡斯特罗和金日成的世袭制度能在美国的高压威胁下顽强地生存,说明政治对立和高压政策不能轻易推翻一个国家的政府,也解决不了该国的民权和民生问题。相反,通过经济贸易合作,文化和人员交流,民主和人权对话,使双方多一些信任和合作,少一些误解和对立,应该会使民主进程快一些,早一些。

   中国不像古巴,也不像日本。中国地大物博,国内资源和市场广大。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但无法封锁,而且成了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在经济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封锁中国无异全球性的自杀,不但中国人不答应,其它亚洲人,非洲人,欧洲人,美洲人都不会同意。

   从以上分析可知,魏京生所说“对中国的人权,西方政府基本上采取的是漠不关心的态度 …… 他们的政策就是不支持中国人们的反抗,不激怒中国政府,以保障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并不是虚妄之词。那末,魏京生所期望的“国际压力”从何谈起呢?

至于国内压力,激进派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即便是国内的弱势群体,如下岗工人和农民,绝大多数也反对激进主张。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成为了毛泽东派的主力军和社会基础。能指望这些人给共产党施加压力推翻他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吗?中国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一个减免了农业税,减肥成了比饥饿更严重的健康问题的国度,即使王炳章的游击队有本事扛着火箭发射筒冲过中缅边境,能指望农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高呼“迎炳章,不纳粮”吗?

   你们当然可以说这些人愚昧,那知识分子呢?王蒙,王朔,俞秋雨,李敖,成龙等等,一概被骂成为虎作伥的帮凶走狗。现在,连刘晓波都被激进派认为是向中共屈膝投降的合作者,那你们在中国还有几个合作者,能给中共产生多大的压力呢?

   此外还有一大批被你们骂成“爱国愤青”或曰“爱国贼”的年轻人。于是,“爱国贼”和 “卖国贼”的对骂便成了中文网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如此骂下去,能对共产党产生任何国内压力吗?

   激进派精英们忘记了民主的基本精神,就是民为主。社会活动家的基本责任之一是倾听民众的声音和诉求,而不是要求民众听从什么什么之父的教诲。一个内科医生如果不能把握病人的心跳和脉搏,便不可能做出正确的诊断,开出灵验的药方。一个社会活动家如果不能把握人民的脉搏和心跳,便不能开出救世的药方。激进派不但越来越脱离国内的民情,而且也慢慢失去海外华人的支持,说明魏京生道路并不比刘晓波道路前途更为光明。魏京生担心更多的人改变激进的政治取向是有道理的。

   曹常青先生说:“达赖喇嘛得奖21年了,并没有对西藏人权状况的改变起到什么实质作用。昂山素姬得奖也快20年了,缅甸仍是军人统治。如果这种速度是高调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们推动本国民主化的一个指标的话,那么中国人在20年内就别指望了。”

   曹先生的这一段话似乎隐含着这么一层意思:中国民主步履维艰,责任全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路线。这完全违背事实。自从八九民运以后,民运圈基本上为激进派所左右,温和派的声音小得可怜。中国二十年来民主进程缓慢,正好证明与中国政府绝对不合作的激进路线根本走不通。我们可以六四天安门事件为例说明,如果采取了比较温和的路线,结果可能会好一些。当时阎明复恳切地对天安门广场的同学们说,如果硬要在党内分两派的话,你们这样做也是不利于改革派的。六四前夕,高自联已经决定撤出天安门广场,可是这一决定被激进的柴玲一票否决了。如果高自联的集体决定不被激进主义者否决,不但可以避免流血,而且赵紫阳还可能因为成功处理了学生运动而在政坛站稳,则以后二十年的政治改革便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局面。我在这里并不是为共产党开脱责任。共产党如果不把军队开进来,激进也好,温和也罢,都不会流血。共产党当然无法推卸历史责任。问题是,既然已经知道要用军队镇压了,难道就非以血对抗不可吗?柴玲当时慷慨激昂,颇有谭嗣同的气慨,以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变法,皆因没有流血。“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把梁启超送到日本使馆以后,回到自己的公馆等待被捕砍头。谭嗣同是我一生佩服的少有的血性汉子。可是当我试图从中国近代史的缓慢进步中苦苦搜索与谭嗣同捐躯有直接联系的事件时,我沮丧地发现,他的死,其实对以后的历史进程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令人更为沮丧的是,谭嗣同就义一百年以后,我们听到的激进派声音不是“有之,请自柴玲始”,而是“我不能死,我要留下来做种子”。你要做种子,为什么不可以妥协一下,让其它人也留下来做种子?难道和赵紫阳,阎明复,鲍彤,严加其等人合作就是投降媚共?比较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和激进派民运领袖柴玲在六四前后的为人去处和遭际结局,我们实在很难找到与共产党毫不妥协决不合作的激进路线的理论与策略根据。

   如果说,在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当时当地,同学们被蛮横的军事管制激怒,使整个广场情绪化,喊出“打倒共产党”,“打倒邓小平”,“绞死李鹏”的口号,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二十年后的今天,可不可以反思一下:这些激烈的口号是会造成强大的压力以使邓小平和李鹏作出让步呢,还是会帮助他们下定决心,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要打倒一个政府,光有骆宾王的文采和豪迈口号怕是不够的。

   二次大战以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冷战,国际社会的思维已经从战争对抗转向和平合作;从阶级斗争转向阶级调和,从暴力革命转向和平过渡。和平理性非暴力已经成为民主普世价值的一部分。马恩列斯毛经典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已经和时代脱节,也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脱节。

   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作用,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以为刘晓波得奖会激励更多的人为民主而奋斗,我却不以为然,真正的民主斗士应该不为任何名利所动,而以名利为目的的活动家不是真正的民主斗士。有人以为刘晓波得奖会给中共领导以国际压力而使其让步,事实正好相反。如果以为挪威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就太低估共产党了。如果刘晓波获奖还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话,就在于它给予了温和合作派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路线某种国际肯定,使他们不必担心妥协对话合作是对民主的背叛,使更多追求民主的人们大胆地走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合作之路。

   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和人权的关切,当然对民主进程会有些帮助,但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在海外搞民主是隔靴搔痒。决定中国未来的力量还是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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