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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学生通讯” 第一期发刊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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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外留学生通讯”   第一期发刊词                  00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天
                                                     
我的一些热衷于社区活动的中国留学生朋友要办一个“海外留学生通讯” ,他们希望我能参与并写发刊词,这对我是极大的荣誉。
 
我问,在发刊词上我该写些什么呢?朋友说,写写你年轻时的思想与现在年轻人思想的相同与不同。
 
我仔细想想,想到的竟都是不同,就连每个人由于年轻自然而生的思想幼稚也由于出生的家庭和年代不同而不尽相同。毕竟我年轻时的年代与现在的年轻人所处的年代非常的不同。尤其我又出身于一个特殊的“红色家庭”。我奶奶是中共早期党员,一九二六年在北京搞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我的爸爸和两个姑姑在年轻时就都跟随我的奶奶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并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0年先后去了共产党晋察冀根据地,而后我奶奶又带着我的小姑去了延安。
 
生于这样家庭的人的思想应该是“红”的,可我最终没有被红色的社会、红色的家庭染红,这大概与家里我父亲常常来往的朋友有关。
 
我父亲在中共刚建政时是早期的外交、新闻工作者,父亲与新华社的大右派李慎之都属于新华社的老人。我上小学前,与李慎之家是邻居,我与李慎之的孩子从小都是朋友。后来我们两家先后搬家,搬家后还是邻居。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我与李慎之的小女儿一直是玩儿伴。
 
七十年代中旬,我家已不住在新华社宿舍,可是李慎之还是经常来我家找我爸爸聊天儿。由于著名翻译家毕朔望住在我家楼上,李慎之每次来,都是先找到毕朔望,然后两人再到我家一起长谈。李慎之、毕朔望、我爸爸这三个人的背景相似,都属于与中共有渊源的、抗战时期就参加了中共,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
 
一九七五年那年,象李慎之这样思想超前的知识分子强烈感到风雨欲来的沉闷和压抑。当时能私下敞开心扉说话的朋友很少,李慎之把我父亲和毕朔望看作能说上话,思想一致的可信任的朋友。那时正是“四人帮”猖獗的年代,与九十年代李慎之被解职反而扬名的那段沉闷时期又有所不同,七五年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各种大小运动不断的疯狂中,那是一个人人都噤若寒蝉的年月。
 
当时,我是唯一对这些大人谈话感兴趣的晚辈。直到现在我有了一定独立思考能力后,我才感到那时我的头脑有多么僵化和幼稚,满脑子装的都是政府官方的套话说辞。听这些父辈谈话使我的被官方洗脑扭曲的僵化头脑有所松动,尤其其中的一次谈话让我终生难忘。
 
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为笔名高频率不断地在各大报纸发表文章,灌输给人们许多官方的观点和说辞。报纸电台明目张胆地扯谎胡说,而愚昧的民众对官方的虚假说辞又不假思索地欣然接受、照搬附和,这种社会现象使李慎之、毕朔望这样的知识分子感到忧虑。
 
一天,在我家聚会时,毕朔望提到梁效的文章,说,“我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怎么能够随便改写历史?!”我在旁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啊!” 在场的三个大人没有一个人流露出对我照搬官方虚假说辞的幼稚表现的不屑。他们都在沉默深思,一会儿,毕朔望伯伯自言自语地操着他的江浙普通话幽默地说,“那么,历史就应该象棋子一样可以随便摆喽?”他边这样低声自问边做了一个摆棋子的动作。
 
虽然当时年轻的我听了毕朔望伯伯的自语问话后只是嘻嘻笑,可是他的这个问话却终生跟随我促我思考。
 
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我知道,一个极权政府要维持它的非民选政权的“合法性”,它一定要封锁新闻,单向制造一些套话说辞来愚弄民众。比如邓小平刚上台时,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以邓小平讲话为标题,用一号大字登出,“可抓可不抓的要抓,可杀可不杀的要杀!”
 
这句完全没有法律概念的杀人混话马上被人们欣然接受,并成为百姓自己的语言在社会中到处流传。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执行邓小平讲话,在北京进行“严打运动”,这一运动很快遍及全国。在北京,公安局半夜闯入民宅进行全城大逮捕。我的女朋友的恋人被抓走,因为他曾经偷了工厂的铁件,被工厂在公安局备过案。我家保姆的儿子也被抓走,因为他淘气毁坏过公家物品被街道家属委员会在公安局备过案。上千名北京孩子被抓,送往青海、新疆。百姓对这种非法的大逮捕没有任何异议。
 
各个时期中国社会都充斥着许多不同的对极权政权有利的套话说辞。江泽民时期最典型的官方说辞是“中国人民素质低,民主要慢慢来”。这是江泽民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对记者提出的“为什么中国还没有民主”这一问题的回答。试想,如果美国总统说出这么一句歧视自己人民的话,美国人民能饶他吗?遗憾的是,我在海外遇到不少新老中国留学生却在欣然照搬江泽民这句矮化中国人民的话,而且直到现在,这句官方的套话说辞仍然在海外不绝于耳。我真切地感到,这些照搬官方说辞的海外华人与我当初用官方说辞挑战毕朔望伯伯一样的不假思索,只是所搬用的官方说辞的内容不同罢了。
 
自从我用官方说辞幼稚地挑战了毕朔望伯伯以后,他的问话使我对这类说辞产生免疫功能。只要是护着极权政府的话,我会自然想到它的问题所在。同时我会本能地感到,不假思索人云亦云地附和官方套话说辞实在有损自己的尊严。
 
我一九八六年来美国前去拜访过李慎之叔叔,他思想仍然活跃,但是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有局限性,尤其对共产党的感情爱恨难解。
 
尽管我一直认为李慎之叔叔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积极推动者,他本人还不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他是我敬佩和怀念的前辈。为了怀念这些已经作古的思想前辈们,我建议“海外留学生通讯”在第一期刊出李慎之的文章“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在此,我以李慎之文中的两段话作为结尾,让我们看看前辈自由知识分子们是如何捍卫自己的独立尊严、自由精神的,这个精神才是中国的真正传统,才是中国的文化之源、立国之本。
 
1957年以后,大批判在全国已成不可抗拒之势,自由主义在中国眼看就要灭绝的时候,写了《新人口论》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在猛烈的围攻下,仍然在195911月发出《重申我的请求》说:‘我岁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他还说:‘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陈寅恪一生尽瘁学术,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话是他在王国维纪念碑的铭文中说的。原话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极其险恶的政治压力,然而他到死也没有向政治权力低头,实践了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耳!’”
 
三妹二00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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